很糟的京東購物經驗．．．．．．買了四本書，這本破損，另一本（我是算命先生）根本是用過的舊書！
英国知名出版人吉尔•戴维斯在其《我是编辑高手》中专列一章，标题就叫：“编辑难，难如登天。”做个好编辑，只是改改错字和病句，是远远不够的；他得时时刻刻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吉尔说，编辑必须对一些事情随遇而安，要善于化解可能的失败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可能的失败如影随形，威胁着编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编辑？为什么这本书怎样折腾也卖不出去？如何度过提不出选题计划的“晦暗的日子”？……说到底，编辑需要靠好选题、好书及其销售数字来证明自己。 在出版界呆了十年，我深深体会到吉尔所说的这种种压力。十年来，我做过数十本书，绝大多数不畅销，或畅销而无法带来满足感。借吉尔的话说，一本好书的产生，“像是个小小的奇迹”；编辑是作者以外最有资格“说自己有功于这本书的诞生的”人——这就是满足感，也是证明自己、让自己成长的方式。在我编辑的数十本书中，目前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的大约非黄仁宇作品莫属。现在回顾编辑过程，有兴奋，也有遗憾。 韧性诚可贵 从业编辑以来，有很多好选题跟我擦肩而过：或是下手太晚，或是策划不力，或是联系无果……所幸的是，黄仁宇的作品我坚持了下来。 《万历十五年》（以下简称《万》）是中华书局首先推介给大陆读者的，这给了我接手编辑黄仁宇作品的机缘。作为中华人，我对编辑前辈的工作和付出深表敬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中华版《万》的封面、用纸、版式一如其旧，在市场上难免要落后。截至2004年底，中华本的发行量大约只是三联本的三分之一。大概在2002年，我就想做这本书的新版本。当时我在发行部门，无法实现。后来重回编辑岗位，才有机会提出这个想法。 2004年我到大众读物工作室，提出做《万》新版的想法，得到编辑室和社里的同意。自从2000年黄先生去世后，我们跟美国几乎没有了联系。书局只是在1995年跟黄先生签过重印合同，期限截至2004年12月底。如果不进行续签的话，那就意味着书局将会流失一份宝贵的出版资源。但是怎么找到黄先生的家人呢？我只知道黄仁宇有一子黄培乐。我一方面咨询书局这边有关的当事人，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上网搜索。在书局内部的打听没有结果。不过，在狂搜了N个网页之后，我终于找到载有黄培乐个人信箱的网页。我尝试着发了一封邮件过去，说明中华书局出版《万》的经过以及考虑出版新版的计划。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04年11月9日。 此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个月，两个月……大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英文邮件，正是黄培乐的回信。他说：“我刚刚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不知我曾回过你没有。我怕我忘记回了，如果这样，希望不会使你不快。”这一天，是2005年7月26日，距我发信已经8个多月了。原来，我是发到了他的老邮箱。在等待期间，我还委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林载爵帮助联系黄培乐，转达我们的意思。联经公司此时已引进了我们的“正说历史书系”，与书局算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就在我收到黄先生的回信不久，联经那边也有回音，给了我黄培乐的新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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