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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沛霞:1978年我的第一本书《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前后,我的学术兴趣开始逐渐转向宋代,主要原因是我想研究中国的家庭史。在西方,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欧洲家庭史的学术著作;同时,中国历史上家庭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于唐代,宋代的史料数量更多,也更全面,因为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铭这样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此外,在宋代笔记(尤其是《夷坚志》)中,也有大量关于普通人的记录,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记载。不过时至今日,随着大量的唐代墓志被发掘整理出版,唐宋史料在数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伊沛霞:1978年我的第一本书《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前后,我的学术兴趣开始逐渐转向宋代,主要原因是我想研究中国的家庭史。在西方,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欧洲家庭史的学术著作;同时,中国历史上家庭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于唐代,宋代的史料数量更多,也更全面,因为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铭这样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此外,在宋代笔记(尤其是《夷坚志》)中,也有大量关于普通人的记录,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记载。不过时至今日,随着大量的唐代墓志被发掘整理出版,唐宋史料在数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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