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在《最后的闺秀》中，提到自己半个多世纪看戏的经历，说极喜欢大花脸的气派，而大花脸中最钦佩关公。“关公对于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后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在写《合肥四姊妹》中的张允和章节时，特意将允和的“关公情结”作为题眼，结构她的一生，这是聪明的切入点，也是有意味的文章做法。我们不妨从张允和自己所著传记作品《最后的闺秀》中，寻找这位瘦弱俏丽的张家二姐爽朗洒脱的人生轨迹。 张允和重提四妹充和的“王觉悟”往事，已是两人都届八十岁时。那是童年的充和从苏州回家小住，姐姐允和当仁不让地充当她的小老师，“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不过充和却不领情，长篇大论地反驳姐姐给自己起名的不通之处，气得允和拿起剪刀去拆绣的字，却因笔画繁多，难以拆尽。允和的大大咧咧，乃至“横行霸道”，幼时即可见一斑。而从“觉悟”二字，也可看出新文化运动的领时代风气之先，即使童稚如张家姐妹亦属波及范围。 张允和的鲁莽或说急公好义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援手未婚先孕的同学是为典型，因为收容好友在家躲避，甚至危及自己的婚姻，亦在所不惜。而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允和促成沈从文与妹妹兆和的姻缘：沈从文千里迢迢自青岛来苏州看张兆和，不遇，自己返回旅馆；等兆和回家，允和敦促妹妹去见沈从文，事情遂有转折。后张家同意婚事，允和去拍电报，大胆且别出心裁地拟电稿，除地址、收件人外，只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已允许，也是自己的署名。兆和知晓后不做声，可心里指不定怎么打鼓呢，怕沈从文看不明白，又亲自到电报局再发一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两封电报明显地映射出两姊妹的不同性格。半个多世纪后，允和带台湾作家张大春上门拜访沈从文，不知怎么谈起电报的事情，从文笑着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兆和接茬儿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事情果真不假，抗战时期，在江安，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难产，没学过医的允和大胆接生，竟然成功。后来不禁后怕，才不做这些姑婆营生。金安平与张允和有数次对谈，在写成的文字中，允和自认是一个有探索精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鲁莽的人，路见不平便义愤填膺。这似乎与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闺秀”形象有所差异，但正是这些立体化的性格，丰富了于流年旧事中的形塑。 达观的性情，帮助张允和度过了新时代的一些艰难时段。因被贴上“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她丢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不过这未尝不是幸事，变为“死老虎”，使张允和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避开锋头，在一定程度上独善其身。但文革的势头太大，张允和也时常陷入困境，不得不设法应对。一日，红卫兵上门找麻烦，在罚站的空当儿，她开始神游身外，联想到小丑的事情，“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我想，他们不会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那我准得被剋了！”这让我想起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的溯往，在那个同样的年代，杨绛被游街示众，以戴高帽、敲铜锣的方式被羞辱，但杨先生却自有化解之道，“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到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也意外地发现杨绛与张允和这样的纤弱女性面对灾祸不约而同的应对方式。 我觉得金安平是深深懂得张允和的，九十一岁的允和在畅谈中仍津津乐道“她心目中英雄们的故事”，金安平感喟道：“她原有可能落得和他们一样的收场——被砍头分尸——但是她还是得能全身以退。”知识女性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遭遇如斯，显然是不幸的，但张允和得以安然度过，得益于命运的眷顾，亦是自己的性格使然。她的晚年，迷醉于昆曲，重新编印张家独有的刊物《水》，并书写回忆文章，不仅让大家结识了一位初出茅庐的“白发才女”，也刻下了个体与时代交织的留影。
好书，好书！
张允和在《最后的闺秀》中，提到自己半个多世纪看戏的经历，说极喜欢大花脸的气派，而大花脸中最钦佩关公。“关公对于刘备和刘备一家，甚至于对他的敌人曹操都那么义气，都叫人钦佩。他的丹凤眼、卧蚕眉、大红脸，那一副威严、庄重、正义凛然的样子，实在令人肃然起敬。”后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在写《合肥四姊妹》中的张允和章节时，特意将允和的“关公情结”作为题眼，结构她的一生，这是聪明的切入点，也是有意味的文章做法。我们不妨从张允和自己所著传记作品《最后的闺秀》中，寻找这位瘦弱俏丽的张家二姐爽朗洒脱的人生轨迹。 张允和重提四妹充和的“王觉悟”往事，已是两人都届八十岁时。那是童年的充和从苏州回家小住，姐姐允和当仁不让地充当她的小老师，“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不过充和却不领情，长篇大论地反驳姐姐给自己起名的不通之处，气得允和拿起剪刀去拆绣的字，却因笔画繁多，难以拆尽。允和的大大咧咧，乃至“横行霸道”，幼时即可见一斑。而从“觉悟”二字，也可看出新文化运动的领时代风气之先，即使童稚如张家姐妹亦属波及范围。 张允和的鲁莽或说急公好义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援手未婚先孕的同学是为典型，因为收容好友在家躲避，甚至危及自己的婚姻，亦在所不惜。而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允和促成沈从文与妹妹兆和的姻缘：沈从文千里迢迢自青岛来苏州看张兆和，不遇，自己返回旅馆；等兆和回家，允和敦促妹妹去见沈从文，事情遂有转折。后张家同意婚事，允和去拍电报，大胆且别出心裁地拟电稿，除地址、收件人外，只一个字：“允”，既表示婚事已允许，也是自己的署名。兆和知晓后不做声，可心里指不定怎么打鼓呢，怕沈从文看不明白，又亲自到电报局再发一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两封电报明显地映射出两姊妹的不同性格。半个多世纪后，允和带台湾作家张大春上门拜访沈从文，不知怎么谈起电报的事情，从文笑着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兆和接茬儿说：“你不仅做过媒婆，还做过收生婆呢！”事情果真不假，抗战时期，在江安，戏剧家蔡松龄的夫人难产，没学过医的允和大胆接生，竟然成功。后来不禁后怕，才不做这些姑婆营生。金安平与张允和有数次对谈，在写成的文字中，允和自认是一个有探索精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鲁莽的人，路见不平便义愤填膺。这似乎与我们印象中传统的“闺秀”形象有所差异，但正是这些立体化的性格，丰富了于流年旧事中的形塑。 达观的性情，帮助张允和度过了新时代的一些艰难时段。因被贴上“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她丢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不过这未尝不是幸事，变为“死老虎”，使张允和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避开锋头，在一定程度上独善其身。但文革的势头太大，张允和也时常陷入困境，不得不设法应对。一日，红卫兵上门找麻烦，在罚站的空当儿，她开始神游身外，联想到小丑的事情，“他们是小丑？我是小丑？”“我想，他们不会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知道了，那我准得被剋了！”这让我想起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的溯往，在那个同样的年代，杨绛被游街示众，以戴高帽、敲铜锣的方式被羞辱，但杨先生却自有化解之道，“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到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也意外地发现杨绛与张允和这样的纤弱女性面对灾祸不约而同的应对方式。 我觉得金安平是深深懂得张允和的，九十一岁的允和在畅谈中仍津津乐道“她心目中英雄们的故事”，金安平感喟道：“她原有可能落得和他们一样的收场——被砍头分尸——但是她还是得能全身以退。”知识女性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遭遇如斯，显然是不幸的，但张允和得以安然度过，得益于命运的眷顾，亦是自己的性格使然。她的晚年，迷醉于昆曲，重新编印张家独有的刊物《水》，并书写回忆文章，不仅让大家结识了一位初出茅庐的“白发才女”，也刻下了个体与时代交织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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